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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7年7月7日，盧溝橋事情迸發，震動世界。上海《汗血周刊》敏捷作了報道，此中一篇《盧溝橋事情之迸發》，正確、詳盡地記敘了戰事的顛末。而在此之前的三周，這位作者已在《汗血周刊》頒發《北平一周》，報道了japan(日本)侵華后，北平在政治、社會、教導等方面的態勢——這位作者就是郭根，那時是一名在綏遠教書的中學教員。他對japan(日本)的追蹤關心，早在戰鬥迸發之前；九一八事情之后，他更是緊盯japan(日本)的政治、軍事、交際等意向；周全抗戰開端后，他深陷戰亂之中，成為一名報人、記者，把“抗戰主題寫作”化為本身的一項艱難而神圣的“任務”，創作了反應激烈的《烽煙萬里》等紀實文學作品。這一“抗戰”寫作，長達15年，貫串著他的全部青年時期，又照亮了他跌蕩放誕、波折的平生。
“抗戰寫作”照亮平生
20世紀70年月中期，我在山西年夜學中文系肄業，郭根是我的教員，我們斷斷續續有很多交通、來往，我垂垂了解了他的一些經過的事況。郭教員最常談到、憶起的就是抗戰狼煙中，他與夫人從內蒙古到上海“孤島”的亡命，在艱難的抗戰中成為一位報人、記者，寫下一篇篇報道抗戰的消息通信。他曾找出收藏的《北平三年》，讓我拿往讀，說還有一本《烽煙萬里》，黌舍藏書樓應當有，讓我往借閱。這個時辰的郭教員，固然年近古稀，但高峻的身軀挺得筆挺，肅靜嚴厲的國字臉上紅撲撲的，眼里閃射著年青、純摯、高興的亮光。我崇拜郭教員，但那時對他的清楚很少很淺，半個世紀后的明天，當我把他作為探尋、研討的對象，在收拾他較完全的人生線索，以及瀏覽他的大批作品之后，我才感觸感染和熟悉到了他的才幹、建樹和人格。
1978年，郭根師長教師（中排右三）與山西年夜學中文系75級先生合影，前排右一為本文作者
中國古代史學者郭汾陽，筆名散木，是郭教員之子，他用嚴謹、感性的筆觸，為父親作小傳，我感到更靠得住，這里無妨“照單”借用：
郭根（1911—1981），別名良才，筆名木耳、焦尾琴，山西定襄人。早年唸書于北京師年夜附中，酷愛文學和寫作，思惟提高。1931年考進國立青島年夜學外文系。其間餐與加入了南方左聯、反帝年夜聯盟等運動。1935年在綏遠一中任教，曾倡議組織綏遠文藝界抗敵后援會，主編提高文藝刊物《燕然》。1937年抗戰周全迸發后，由塞北而南下，在上海撰寫出書了陳述文學《烽煙萬里》，盛行一時。此后他在“孤島”上海和江西敵后從事提高文明任務，后由岳母湯修慧（邵飄萍遺孀）先容至噴鼻港《至公報》任務。1942年噴鼻港失守后，赴桂林任《至公報》桂林版要聞編纂。1944年桂林淪陷后，又赴后方重慶任《至公晚報》編纂，后以編纂方針和談吐與掌管報館者產生不合，被解聘。1945年，赴西安任《益世報》總編，抗克服利后，應邀赴上海任《文報告請示》總編，不久又赴北平，任該報駐華北特派員，同時又主編《真諦晚報》《常識與生涯》等報刊，并兼任北平《益世報》總編，有代表作《北平三年》。1949年后，接踵擔負《國民日報》材料室副主任、《文報告請示》副總編、山東年夜學中文系副傳授、國民出書社編纂、山西師范學院（后為山西年夜學）中文系副傳授。著有《百年史話》《云崗散記》《一代報人邵飄萍》等。
一小我的思惟與精力，起首是時期與文明塑造的，并深入地影響著他的人性命運。中國的年夜大都古代作家，人生經過的事況波折，生涯積淀豐富，思惟不雅念複雜，因此在寫作上體裁多樣，作風奇特。這跟今世作家構成一種光鮮的差別。郭教員後期志在文學，中期獻身消息，后期從事文學研討，穿行在文學、消息、學術之間。他在文學上建樹頗豐，在消息通信寫作中應用了文學不雅念與方式，成為一種文學化的消息通信。他在年夜學的專門研究是英語，翻譯是以也成為他的一項工作。他熱情追蹤關心國際外情勢成長，諳習時評政論寫作。詩歌、散文創作上，他寫過多首詩歌，但頒發的未幾，《怨言》《滴滴的真》兩部詩稿不曾出書。晚期翻譯有多首本國詩歌，如《別雅典女郎》《還禮：給一個中國反動兵士》等。散文漫筆是他創作最多的體裁，如寫林礪儒、徐鑄成、陳凡等的人物散文和縱論國際年夜事的精短漫筆。小說是他晚期創作的主要體裁，如寫芳華、戀愛的《夢痕》《血的生意》，寫黌舍、學潮生涯的《斗爭》《罷課》等，有些作品則已散佚不見。他的詩歌、小說都帶有濃烈的浪漫主義和古代顏色。他還翻譯有海明威的短篇小說《風暴之后》 《燈明幾凈》，詹姆斯·貝特蘭的《華北火線》以及美國女作家薇拉·凱瑟的《我的逝世敵》，由京報社印行。他更大批的作品是消息、報道、通信，如反應中國抗戰的篇章《烽煙萬里》，表示中國近古代汗青的《百年史話》等。其一切的消息類作品中，都有一種絲絲縷縷的文學氣味，有些篇章就是高深的文學作品。
郭教員是作家、記者，同時又是編纂，編纂、主編過良多刊物、報紙。在師年夜附中時主編《北平師年夜附中校友會會刊》，在綏遠中學任教時編纂文學刊物《燕然》，抗戰救亡時代編纂綜合性文明刊物《新時期》《古代中國》，編纂《江南日報》《至公報》，總編《益世報》《文報告請示》，束縛戰鬥時代主編《真諦晚報》、社會文明刊物《常識與生涯》等。他既當編纂、主編，又做記者、作者，二者“無縫連接”、相得益彰，為中國的消息出書成長作出了主要進獻。他在暮年書寫了多篇關于有名報人邵飄萍的文章如《以身殉報的邵飄萍師長教師》，回想、闡述了這位不曾碰面的岳父的業績、人生、思惟、精力，有著奇特的意義和價值。
由于各種汗青的以及小我的緣由，郭教員出色的“抗戰寫作”以及文明建樹，在今世被遺忘、被藏匿了。我們只要在一些先輩的回想文章中，譬如有名報人徐鑄成、慎重，編纂家沈昌文等的文字中，可以窺見師長教師的蹤跡。作為汗青文明學人，郭汾陽既把父親看成最清楚、最知根的親人，又把他作為20世紀的一位常識分子的“典範”，往挖掘、摸索、研討，頒發了多篇研討文章，出書了《郭根日誌》《郭根文錄》，收拾了真正的、可托的史料，供給了挖掘、研討的線索、思緒。別的，山西年夜學文學院消息學院的先生，在教員的領導下，研討郭根的消息實行與思惟，寫出綜合性論文。這都是令人欣喜的。
“后五四”時期的“文學夢”
20世紀20年月中期到30年月中期的十幾年時光，是中國汗青產生激烈而深入變遷的一個時段。良多政治的、軍事的、社會的嚴重事務產生于此。在文明、思惟範疇，則是“五四”文明與文學退潮、延續，而右翼文明與文學鼓起、構成。有論者把這段時代稱為“后五四”時期，指出：“當右翼文學思潮迅猛鼓起之時，仍有不少作家苦守藝術與人性的態度，接續著‘五四’文學傳統，并將它重新文學第一代作祖傳遞到重生代作家手中。這種在‘五四’閉幕以后，非右翼的作家秉承‘五四’精力與風格所停止的文學創作與文學運動可稱為‘后五四文學’。”
郭根的青年時期，恰好與這段汗青重合。從1925年至1935年，前六年他在北平讀中學，后四年他在青島上年夜學。走過了從北平到山東，從少年到青年的十年肄業之路。
北平肄業時代的郭根
一個鄉村的懵懂少年，進進京城。只因父親郭增昌是武漢年夜反動時代的反動甲士，并參加了中國共產黨，他經歷豐盛，目光高遠，攜兒子往北平上學，希冀他有所作為。而郭根又是一位老實、勤懇、自律的孩子。正如郭汾陽在《郭根日誌》“媒介”中所說的：“師年夜附中是1901年正式成立的中國最早開辦的三所公立中學之一（其前身是‘五城中書院’），又由於是中國最有名的師范年夜學的從屬中學，它簡直老是在不竭地停止‘教改’。”十四五歲的郭根，在北平師年夜附中逐步顯出了他的才幹、才能、人品。林礪儒、石評梅、徐銘鴻等教員，對郭根賜與了多方面的教導、關愛。
郭根進修吃苦、周全成長，積極餐與加入各類社會、體裁運動。9個學期取得9個甲等品行成就。他熱情介入、組織文學社團，成立“縵云社”，開辦《縵云》半月刊；成立“齒輪文藝社”，積極展開文學運動。他還擔負校友會的履行委員，主編《校友會會刊》。一邊做編纂、一邊搞創作，在刊物上頒發了大批文學作品。課余時光，他瀏覽了良多文學作品，除古典文學名著之外，更喜愛當下的文學作品與東方古代文學著作。在“后五四”時期，他仍然繼續、吸納了“五四”文明和文學，并用它領導本身的人生標的目的與文學創作。他在讀了《胡適文存》中開列的《一個最低限制的國粹書目》后說：“我們看了研討國粹至多也得那很多書，真是愛慕胡適之、梁任公諸人，研討國粹做一個著名的年夜文學家，真是不不難的。”從此，做一個“年夜文學家”成為他的幻想。
郭根在師年夜附中，別的值得一說的是他與邵乃賢的戀愛故事。邵乃賢是反動前驅、平易近國有名報人邵飄萍之長女，邵飄萍1926年被革命軍閥殺戮，時年40歲。邵乃賢在師年夜附中唸書，與郭根同級分歧班。郭根在黌舍里的活潑、名譽，還有苗條、瀟灑的抽像，感動了邵乃賢的芳心，自動投書、示愛，于是二人墮入了愛河。邵飄萍遺孀湯修慧，后來繼續夫志，“回生”《京報》，也成為有名女報人。她對女兒與“毛腳女婿”的戀愛并不看好，但幾番察看、來往日久，她承認、採取了郭根，并玉成了他們的婚姻。父親郭增昌也大力支撐、支援。抗戰時代，湯修慧在噴鼻港把女婿舉薦給《至公報》做編纂，會議室出租郭根由此成為專門研究報人。而邵乃賢跟隨丈夫，先到青島伴讀，后赴內蒙古教書，一直與丈夫聯袂同業，從“塞北”到“孤島”，演出了一幕忠貞不渝、比翼雙飛的戀愛“二人轉”。郭根與邵乃賢的戀愛故事，是兩個古代青年對真正戀愛的尋求、建構，對傳統家世不雅念、風俗的沖擊、轉變，對人的自立、自力的摸索、確立。他們把“五四”時代青年的戀愛故事，在20世紀30年月又演出、新編了一次。
1931年秋，郭根考取了青島年夜學。他原來是可以直接考進北平師范年夜學的，但因他在黌舍介入政治運動，又在《校友會會刊》編發了留念馬克思的文章，公民黨已經派人來抓他，林礪儒校長自告奮勇維護了他，但期近將結業的最后一學期，黌舍卻給了他丁等品行成就，算尷尬刁難先生的“特殊懲戒”，如許就斷了郭根報考北平師年夜的前路。青島年夜學是山東年夜學的前身（1932年后改名山東年夜學），先生中大都受五四活動新思潮的影響，思惟開放，勇于接收新事物，勤懇向上，故進修風尚較濃重。從師年夜附中到青島年夜學，“五四”文明、文學思潮還在連綿。而右翼文明、文學潮水又異軍崛起。郭根和同窗們同時吸取著兩種既有差別又相同一的思惟文明資本。積極請求提高的郭根，一面接收著新銳的右翼文明思惟，一面反思、戰勝著小布爾喬亞式的不受拘束主義、本位主義偏向。進學的第一年，他與邵乃賢喜結連理，新婚的老婆不忍相思之苦，竟拋開北師年夜的學業，赴青島陪丈夫“伴讀”。
郭根在青島年夜學讀本國說話文學系，師從梁實秋師長教師等，同窗有臧克家、俞啟威、高哲生等。他仍像師年夜附中時一樣活潑，九一八事情后，餐與加入了本校先生赴南京請愿的抗日救亡舉動。后又參加“japan(日本)帝國主義研討會”，在“反帝年夜聯盟”“左聯”等組織的引導下，餐與加入機密進修運動。他介入、倡議組織“刁斗文藝社”，開辦《刁斗》文藝刊物。1935年，郭根年夜學結業，赴綏遠第一中學任英文教員，他與同事霍世休、胡燕丘等開辦《燕然》文藝刊物，以“綏遠文藝界抗敵協會”名義出書，被稱為“綏遠文藝界的年夜事”。他在《刁斗》與《燕然》上頒發了大批詩歌、散文、小說、時評、譯作，初步顯示了文學才幹。
在郭根1926年至1934年的日誌中，記載了他較完全的唸書生涯和瀏覽書目，從中可見他的文學涵養與思惟偏向。中國古典文學天然是“詩經”“楚辭”“唐詩”“宋詞”“元曲”“明清小說”之類。古代文明文學則是梁啟超、胡適、魯迅、郭沫若、茅盾、陽翰笙、劉半農等的作品。魯迅的作品他讀得多而細，以為 《藥》作得好極了，描述得頂好，適意也很不錯。對“右翼”作家的作品，他也愛好有加，尤其愛好柔石的《舊時期之逝世》。此外，郭根把良多精神用在了瀏覽本國文學上，常讀的是外文版。譬如泰戈爾、托爾斯泰、歌德、哈代、羅曼諾夫、屠格涅夫、高爾基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海明威等。他對社科實際以及文學批駁，也很“鐘情”，如顧鳳城的《新文學概論》、溫徹斯特的《文學評論之道理》、魯迅的《中國小說史略》等，都在他的瀏覽范圍中。這些都構筑了郭根作為一個古代作家、報人、學人的文明精力世界。
郭根與老婆邵乃賢1935年合影
1930年至1936年，是郭根文學創作的噴發期。在這些作品中，既可窺見“五四”文學的余暉，也可看到右翼文學的光榮。郭根是一個富有浪漫氣質的作家，是以與詩歌有緣。譬如在《縵云》半月刊上，就頒發過《金風抽豐》《驟然》《羽觴》等，但筆者未能找到原文。可見的一首《遇雨》，寫兩位青年在狂風雨中聯袂奔馳，看到遠方家里的燈光頓覺有了勇氣的情形，文字樸實逼真、意蘊豐盈。他還翻譯過多首本國詩歌。散文創作方面，這一時代的《酒》是一篇優良之作，寫本身年少時對飲酒的感觸感染、認知，年青時在塞外與一位伴侶雪夜暢飲、放歌，對酒的從頭熟悉、感悟，寫得誠摯而動人。在1936年作的 《魯迅師長教師》中，作家如是說：“魯迅之逝世——不只是中國的喪失，而是全世界一切有公理感的人的喪失。”“ （魯迅）一向的戰斗精力使他成了我們平易近族束縛活動的導師，也是他賜給我們最可貴的遺產。”
郭根在北平師年夜附中時介入、主編的《校友會會刊》
郭根在文學創作上的重要成績表示在短篇小說創作方面。他在日誌中留下了諸多寫小說的“線索”，有十多篇，明天所見的有6篇，可分為三品種型。第一種是寫芳華、暗戀的，如《夢痕》；第二種是寫常識分子同女性特殊是底層女性的關系與故事的，如《蓮子在年夜漠里》《血的生意》《炎天最后的一朵花》等；第三種是寫年夜黌舍園的斗爭與學潮的，如《斗爭》《罷課》等。正如郭汾陽所說：“小說毋寧還可以被視為是昔時青島年夜學學潮的一個實錄。”
郭根在山東年夜學時的講堂筆記、翻譯筆記與主編的《刁斗》雜志
郭根中學年夜學時代的文學創作，年夜大都作品取材于本身的生涯經過的事況和心思過程，表示出一種深切、抒懷、古代的藝術特點。
抗戰年夜潮中走上消息之路
郭根是一位初試矛頭就顯示了才幹與實績的作家。他又是一位報人、記者，在持久的消息、通信寫作中，傾瀉、表現了一種文學元素與精力，買通了文學與消息的壁壘。他從1930年到1945年的15年間保持“抗戰主題”寫作，為抗戰文明與文學支出了各種盡力與價格，作出了杰出進獻。
曾任《至公報》《文報告請示》總編纂，現今世消息史上的有名報人徐鑄成，在《悼郭根》一文中寫道：“郭根是1940年在噴鼻港餐與加入《至公報》的，是湯師長教師（湯修慧）先容給我的，中英文都有根蒂，那時助編要聞。承平洋年夜戰迸發后，我化妝逃出魔窟，他是同業者之一。……熟悉他的人都了解，他寫文章相當流利，而措辭卻艾艾難以達意；對人對事都懇切擔任，問他什么，答覆老是干巴巴幾個字，有時還近于草率。那時他已近四十歲，卻無邪得像一個率性的大人一樣。”徐鑄成有一雙識人慧眼，但他把30歲的郭根，誤當作近40歲。就從此時，郭根進進了消息範疇的“主河流”。實在在此之前，他早已開端消息寫作，并歷經多家報刊從事編纂任務。
1930年，在北平師年夜附中讀高中的郭根，在他主編的《校友會會刊》上頒發了三篇消息性時評，此中一篇是《留日同胞被捕》，描寫了在japan(日本)產生確當地軍警殘暴彈壓中國青年景立的“反帝年夜聯盟”事務的前因後果。警示中國當局和大眾，要對japan(日本)帝國主義堅持高度警戒，反應出郭根對japan(日本)政治意向的追蹤關心與敏共享會議室感。1935年至1937年，郭根在上海的政治文明類刊物《汗血周刊》上持續發文，如《離開英法而親japan(日本)的暹羅》《長蘆鹽之劫數》《北平先生“拼血拼汗”的前前后后》《風狂雨驟話綏遠》《盧溝橋事情之迸發》等，實時而正確地報道了japan(日本)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犯、擴大與中公民眾一天天的覺悟、抵禦。1937年日軍侵進綏遠，郭根地點的中學開辦，他餐與加入的“文藝界抗敵協會”以及《燕然》編纂部，也無法展開日常任務。他只好攜妻帶女，踏上南下賤亡之路。于是，有了陳述文學名作 《烽煙萬里——由塞北到孤島》的寫作與出書。
海敏（明）威：《風暴之后》，郭根譯，《燕然》1936年第4期
郭根一家三口，坐car 、乘火車、搭貨車、風餐露宿、含辛茹苦，回到晉北老家。小住數日后，他將女兒拜託給親戚，又借一輛自行車，載著老婆向太原進發。然后從太原出發，搭乘搭座各類路況東西，經山西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廣州、噴鼻港……用一年時光，抵達“孤島”上海。郭根說：“在狼煙連天的第一年里，我竟然從極北的塞外輾轉而到極南的百粵，把宏大的內陸作了一番縱的巡禮，在我微小的性命里，我要算它是一件古跡的。而今，我要把‘亡命’作一總結時，便把這些行跡記上去，我有意留念我小我，我留念著內陸。”
《烽煙萬里》浮現了一幅遼闊而悲愴的戰鬥長卷。烽火從古城北平舒展到塞上綏遠。郭根和邵乃賢目擊了日寇進侵、江山破裂、敵機轟炸、生靈涂炭的悲涼氣象；也看到了大眾奮起、各方發動、眾擎易舉的抗敵丹青；更發明了八路軍北上、發動大眾、軍平易近連心、以弱勝強的盼望之火。同時，也窺見戰鬥所帶來的社會凌亂、經濟繁榮、官員腐朽、文明式微、人道歪曲等各種題目和外傷。綏遠軍平易近的同仇人愾、太原城里的法律整肅、湖南的戰時管理、武漢的抗戰新政、廣州的敵機轟炸、噴鼻港的天隔一方與海不揚波……都在郭根的筆下有了逼真、鮮活、凸起的描述。尤為寶貴的是，郭根不只是一個亡命者，更是一位察看者、愛國者、抗戰者。當他行至鄭縣，參加“很是時代辦事團”，在敵機不竭轟炸下，與團員們深刻城市、郊區，展開難平易近的查詢拜訪、接濟任務，歷時半月之久。而到了噴鼻港，他感到這里只是窮人的“地獄”，卻不該是本身的“出亡所”，“心底禁不住涌上一陣忸捏，一陣的煩惱”，“不得不掙扎著病軀逃出‘地獄’而遠走‘孤島’”，在上海從頭尋覓本身的地位以及抗戰的“任務”。
郭根：《烽煙萬里——由塞北到孤島》，年夜中出書社1939年版
數月后，郭根在棲居的上海完成了《由塞北到孤島》的前幾章，送到《華麗晨報》，很快以連載的情勢頒發，從1938年11月至1939年1月，連續兩個多月，在上海市平易近中很受接待，反應熱鬧。1939年3月，上海年夜中出書社以《烽煙萬里》為書名出書單行本。《新時期》刊物創刊號賜與了慎重推介，以為該書“補充了文壇上體系記載抗戰斗爭的空缺”，展示了“‘我們地不分南北，人不分老幼’在如許忍耐著一切艱難而為內陸的不受拘束自力奮斗著”。書甫一出書就風行一時，成為抗戰文學中的一部主要作品。
郭根的“抗戰主題”書寫，在上海申明鵲起，《新時期》《古代中國》等報刊紛紜頒發他的文章，如《除夕誓筆》《新年！新中國！》《把殘餘撲滅起來》《論新階段中國交際政策》等。他翻譯了美國記者斯諾的《為公理而奮斗的japan(日本)反動者》，以及英國記者貝特蘭的長篇通信《華北火線》，后者由《華麗周刊》從1939年4月8日連載到6月24日，共12章。貝特蘭抗戰初期奔赴晉西北八路軍總部和120師采訪，先后采訪了朱德、彭德懷、周恩來、張聞天、賀龍、蕭克、左權、關向應等，對華北火線的抗戰作了具體報道。郭根的翻譯正確、到位，說話暢達、精美。報界評論曰：“郭君為極負生氣的文學作家，對英文又素具基礎，以往譯品對原作極效忠實先容之能事。而文筆之流利秀麗，令人著迷，又其余事。”
周全抗戰后，郭根一向過著動蕩不安的生涯，一向保持在抗戰文明第一線。從1938年至1939年，他先后擔負上海《新時期》《古代中國》兩個刊物的編纂，但兩刊因編發反汪和抗日稿件、報道友邦新聞，前后被查封。1939年，汪偽當局經由過程法租界通緝郭根，公民黨江蘇省黨部江南處事處設定郭根前去上饒，到第三戰區任職， TC:9spacepos2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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